曲一 青少年时代
(第一个２１年：1939．08至1960.06在椰嘉达)
印尼椰嘉达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幼童时我生活在椰加达pontjol贫民窟，住的是上无瓦地无砖的陋屋———四周用竹篾片围的、屋顶用茅草覆盖，用印尼话叫Rumah bilik 或Rumah atep，每到下雨天，头顶漏水，地上积水，地板要过好几天才干，如此，一家人在泥泞中度日是经常的事，四个小孩跟父母睡在一个大竹床上。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家庭的贫困，把我的一个弟弟送给了远方的叔叔，另外一个幼小的弟弟因无钱就医，眼睁睁看着他静静地死去。那时我每天只穿着短裤在街上溜达，玩累了就在荫凉的大树底下睡着，无人关照，整日流浪。 六岁时我就独立在街上卖香烟、火柴了，系着绳子的小纸箱挂在胸前，纸箱里面只有两三包烟，五、六盒火柴，四处叫卖。我还记得卖过印尼的丁香烟（Keretek），当时卖烟是按支卖给印尼贫民的。我还卖过粽子、黄炒饭（Nasi kuning）等等。家里无力供我上学，我便时不时跟在兄姐后面走到学校，在学校门外发呆、流泪。我多么想读书啊！———当时生活就那么艰辛、无奈和残酷！ 我九岁时，家境略有好转，父母让我读书了，我是在Pintubesi华侨第三小学读的一、二年级。后来转学到百年老校新华学校。因为学费昂贵，1950年下半年（12岁）我带着母亲拟就的申请减免学费的条子，找到新华叶景宗副校长。他接过申请单，打量了我一下，看着我穿的粗布旧衣裳，慈祥地问我为什么要到新华来上学？我说新华是进步学校（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新华就是按照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办学的），并向校长保证一定会努力读书的。叶校长同意了。能够进入新华这样好的学校读书，叶校长是我生平遇上的第一个贵人。
还记得刚进新华念书时，我上午上课，下午仍旧沿街叫卖，卖的是橡胶泡泡Balon。有一次我喊“Balon Balon”时，屋里有人应声，我进院子一看，原来是我的同学陈庆华、陈庆桥两兄弟，他们向我要了两个免子泡泡（Balon kelentji）。当时我已经顶着烈日喊了老半天，实在是口渴极了。这时他们递给了我一杯水，我非常感激，至今对此记忆犹新。就这样，我每天最多赚八毛钱（8 pitjis），对我来说却是相当高兴的事了！小学六年级时我还当过报童，按时定量派送华文周报。记得我送过张玉娴老师的家呢。
张玉娴老师是1952年6月高中毕业来新华任教的，担任我们初小四、五年级的班主任，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她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从不冷漠，而是常常鼓励和激发我们的学习热情，在张老师的谆谆教导下，我的学习突飞猛进，班上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从一个流浪儿童被评选为模范儿童，后来还当了班长。
初中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间段，新华学校培养我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学生会干部兼椰华学联的干部。当年，石继周老师教我们班的几何和物理，他第一堂课就讲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名言成了我的座右铭，从此数理化科成了我的主攻方向。石老师讲课逻辑性很强，而且非常灵活。上高中后我离开新华学校了
(新华没有设高中部)，但是他还经常利用星期天骑自行车来我家送题目给我做，一周后复又来，对题目逐个剖析，而且用多种思维方式解题，使我受益无穷。石老师大热天老远这样来回，每次我只有清茶一杯，确实没任何物质回馈给他，这种不为名不图利爱徒如子的精神，令我敬佩，永生难忘！新华老师对教育事业非常执着，非常关爱我们，他们这种爱心和对事业的认真精神，感染了我的一生。我永远铭记新华摇篮情！
曲二 大学生涯
（五年制大学1960。09至1965.09在昆明）
1960年印尼排华时大批华侨学生回中国大陆，我的兄弟姐妹四人先后回国，而我是较后回国的，这时家里经济已经一贫如洗，无力资助我了。按印尼海关规定，每个出境人员可以托运4大件（4个大藤蓝），而我只托运了一个小藤蓝，装的都是亲朋好友送的礼物，没有一件贵重东西。家里连一件新衣也没能添置给我。有幸的是回国后我考上了大学，靠国家的“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在大学二年级暑假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走出校门打工。打夯、修路、运砖、修水沟，都是重体力活，每天工作8小时只赚八毛钱。三十天下来得到20多元，解决了我第二个学期买教科书的钱。大多数归侨同学周末都上街进饭店“改善伙食”或者去看电影。而我从来没进过饭店也不曾买过电影票。60年到63年在大学里，我们班经常在冬季下乡支农，主要是挖地、挑粪、施肥，又脏又累又臭。早上没吃早餐就下地干活，肚子咕咕地叫，冷风呼呼地吹，难受极了，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饥寒交迫！即便生活艰难，我还是非常感谢祖国的养育之恩，使我成为祖国建设的劳动者。
曲三 青春年华
（第二个２１年：1965.10至1986.10在株洲）
1965年我从昆明工学院五年制电机专业毕业分配到株洲电力机车工厂（现在的中国南车）工作。该厂原是铁道部有名的龙头企业，在如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高铁要走出国门，这个厂又成了国家核心骨干企业，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等提供批量地铁列车。进厂第二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阳光灿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恰在生产第一线劳动上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在工艺装备上，我曾做了不少的技术革新而被授予“青年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后来提拔我为电机工程师。业内人士都称牵引电机是机车的“心脏”，我就是这个“心脏”的设计者之一。1975年到1978年间我有幸被选派参加铁道部的一次大会战即内燃机车三化设计(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动员大会是在北京铁道部大楼召开的，这次大会战汇聚了铁道部上百个单位，包括有铁道科学院、研究所、各院校各机务段及有关工厂的代表、专家、学者等近千人参加，大会战使我眼界大开。我们电机设计组前后在大连机车厂、北京二七机车厂、山西永济电机厂轮流联合办公，这时期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我们的设计图全部存放到铁道部档案室归档。八十年代初，我设计的电力机车上用的三个辅助电机也获得了湖南省的优质产品奖。为了试运行新的机型，我随车横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爬过最大坡度的秦岭山脉（坡度为千分之三十三），穿越西南高原长达十余公里的铁路隧道，奔驰在祖国辽阔大地。能坐上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电力机车，饱览中国大好河山，深感自豪。为祖国铁路电气化事业我付出了２１年的青春年华。
曲四 壮年岁月
（第三个２１年：1986．10至2007.05在深圳）
我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1986年底，因气候环境的原因我离开了株洲调入深圳改行从事纸包装工作，开始了新的征程。当时新厂刚刚成立，我负责厂里的生产和技术，工作一切从零开始，从挑选班组长、培训员工、安装设备、编写工艺文件等等，都是由我一手操办。短短的三年时间我们公司就开始赢利了，到了92年、93年获得了两届“深圳十佳企业”的光荣称号，在质量和效益等方面都领先全国纸包装行业。现在公司已经在上海、苏州、滁州、中山、惠州等几个地方都成立了分公司。这些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我曾经培训过的技术骨干。我退休后，还返聘我多干了14年。在国内我是引入和剖析质量保证章（即美国Rule 41）的第一人，我先后在台湾《纸经程》、新加坡《亚洲纸业》、北京《中国包装工业》、《广东包装》、《广东商检》等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多篇专业论文和质量管理的文章，得到了业内专家、学者的赞赏。92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96年由北京中国包装技术委员会授予“纸制品包装专家”称号。另外我还兼职深圳包装协会技术顾问二十六年，由国家劳动局和社会保障部任命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连任十年。同时也常为深圳市劳动局、经发局、商检局 等单位协助服务。能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添砖加瓦，我非常欣慰。2006年2月1号我研制的一种“高强度环保纸托盘”，获得了国家专利，被认定为“华侨城创想奖”2007年获奖项目，并给予奖金十万元。2008年10月1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实施GB/T 6543-2008《运输包装用单、双瓦楞纸箱》修订国家标准，我是该标准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该标准被评为“华侨城创想奖”2008年获奖项目，并给予奖金十万元。我为特区的繁荣昌盛付出21年的壮年岁月,同时也常为深圳市劳动局、经发局、商检局、深圳海关等政府机关单位协助服务。
曲五 晚霞夕阳红
（2007.05至今 在深圳）
时空跨越，惊鸿一瞥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归侨，跟随新中国伟大变革前进，与祖国人民齐奋斗同呼吸共命运，从青壮年到老年，付出了辛劳，同时也收获了喜悦和幸福，我们为祖国建设事业尽力了。
如今我已经年近耋耄，家中有老伴、子女、外孙、孙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得很幸福，平时我喜欢游泳、打乒乓球、练习书法等，有时间也会去旅游或是参加社团活动，参加归侨歌舞队到华侨农场、养老院等慰问演出。夕阳生活过得充实而快乐。生活在祖国的怀抱，阳光雨露滋润了我的心灵；温暖和幸福陪伴着我的晚霞夕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