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致公党怎样在中共帮助下恢复组织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广大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爱国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的命运》(1945年4月23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两部论著，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争取民族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同时，也给正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有识之士指明了方向。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1892-1970年)以及黄鼎臣(1901-1995年)、伍觉天（1910-2007）等同志的交谈中，就曾向他们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性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陈其尤等同志在中共的帮助和引导下，并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切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致公党应该尽快恢复组织活动，联系海外华侨，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筹备工作。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先后由内地到达香港，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汇合。他们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工作。这几位同志在抗战时期曾分别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与中共和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体验，并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可谓志同而道合。这时，一些被殖民者驱逐出境的、或由国内被迫逃亡的致公党党员也陆续汇集香港，他们又继续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共华南分局还介绍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协助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由于陈演生保存有海外致公党组织的通讯处和负责人名单，这就为联络海外致公党成员恢复致公党组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意见及要求。(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如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了题为《致公党组织概况》的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并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的要求。《概况》发表后，得到各地致公党员和华侨的热烈拥护，并得到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4)1946年冬，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便受黄鼎臣的委托承担了为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