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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改革开放30年江门侨乡巨变

发布时间:2008-11-20      作者:江门日报

11月18日,广东江门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五邑大学十友楼举行。来自各市区、各部门的9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当中,有市领导,有理论界精英,有相关部门负责人,有一般干部,也有普通教师……8位优秀论文获奖者作为代表分别从工业、农业、侨乡文化、基层党建、党内民主等方面,以及所在的县市和身边的生活来畅谈过去30年的惊人巨变。虽然身份不同,职业不同,但他们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回顾了侨乡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江门市党建学会梁锋

  改革30年:每个阶段都充满阻力和动力

  梁锋认为,以利益得失为基本准则,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进行认真的理论梳理,清楚认识改革在每个历史阶段的阻力和动力来自哪里,进而排除阻力、增强动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是一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事。他把过去30年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到1988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而动力最为充分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改革不完全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农民要吃饱饭。其次,城市职工要改善生活。其三,党和政府的强力推进。

  1989年到2002年是改革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改革的特色是改革由政府主导进行,即内部控制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政府成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相对而言群众处于“跟着走”的状态。遗憾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单项增长导向、效率导向型改革,导致了改革成果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加剧。在诸如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样涉及到众多人利益的重大改革举措上,缺少民众参与的过程。甚至越是与利益相关的改革,越是这样。人们对这样的改革开始有了怀疑和不满,来自于群众的改革动力日趋减少。

  2003年至今是改革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主要阻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既得利益者凭借钻体制漏洞获取高收入的空间必然会逐渐缩小,其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将被较大幅度调整甚至剥夺,因此,他们对于改革基本上是持排斥态度的。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改革动力,人们迫切需要改变当前的资源环境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这将有力推进改革进程。

  市委党校熊薇

  工业30年:江门跨入工业化中期

  熊薇认为,1978—2008年是江门工业经济发生历史性巨变的30年。经过30年的开拓进取和艰苦奋斗,全市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了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历史性跨越。工业现已发展成为支撑江门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07年,江门工业发展实现了“两大突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了2000亿元,达到2231.32亿元,是1978年的181倍,年均增长19.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了500亿元,达到576.36亿元。

  熊薇将江门过去30年的工业发展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就业再就业的主要渠道。2007年江门市个体、私营企业达14万多户,民营经济增加值达600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的55.6%。二是工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优化升级特征突出。经过30年的发展,江门工业经济形成了机电、纺织服装、电子信息、食品、建材、造纸等六大优势传统产业,以金属制品、交通运输设备、化工、电器机械等重点行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生产体系格局。三是产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江门通过培育优势产业,初步形成了摩托车及零部件业、五金不锈钢制品业、纺织服装业、水暖卫浴业、制鞋业、麦克风及电声器材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产业集群。这些在省内乃至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和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已成为江门市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展望工业发展未来,熊薇建议统筹“大江门”的工业产业布局,增强产业导向政策的刚性约束;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切实做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积极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

蓬江区法院黄超

  农业30年:结构多元化,发展重民生

  对于江门农村改革的30年,黄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8年,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我市随着全国农村改革大潮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2001年,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商品经济大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资源配置方式,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第三阶段,从2002年,即党的十六大以后,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农村改革的快速推进阶段,这是农村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黄超认为,过去30年,江门在农业发展尤其在深入改革农村体制、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村民生状况以及创新农村发展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和完善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我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其次,农村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的农业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变单一发展种植业为种养并重,农、林、牧、渔业全面迈上新台阶;第三,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生状况不断改善。全市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比如顺利完成了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并实现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初步建成了农村三级文化网络,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落实了保障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加快了农村公路建设,完成了危房改造工作,并实现了“村村通班车”工程等。

  江门市委宣传部课题组冈虎

  侨乡文化30年:三股力量推动转型和发展

  冈虎在发言中这样定义江门侨乡文化:在江门侨乡传承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兼容古代越族遗风、中原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华侨文化、港澳文化、特区文化等多元的精神和物化精神成果的总和。改革开放30年来,江门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三股力量的推动。

  首先,海外乡亲和港澳同胞“归国潮”,是侨乡文化获得恢复性发展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之初,江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侨改、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这一切,唤起了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爱乡亲情,回国探亲、寻根问祖的人数不断增加,1983年,回乡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有22万人次,到了1993年达到100多万人次。人口大规模流动,也极大地促进了华侨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沟通与融合。

  其次,海内外乡亲共建家园、振兴江门五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是推动侨乡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资金不足问题,江门市委、市政府适时调整侨务工作策略,外资的流向也发生两大变化:一是侨汇从“赡家型”向“生产型”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归侨、侨眷在海外亲人的资助下,成为个体户或承包户。二是侨资从“捐资”向“投资”转变。通过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使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到江门投资办实业的日益增多。

  此外,政府的正确引导,是整合侨乡文化资源,提升侨乡文化实力的关键。经过认真深入的调研,市委市政府逐渐形成了共识:充分发掘侨乡特色文化,并注入时代内涵,打造文化品牌,与时俱进地发展、建设新时期侨乡文化。此后,江门开展了一系列发掘、推广侨乡文化的重要活动,比如打造华人嘉年华,建成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大力发展侨刊乡讯等。

市委组织部汪义兴

  基层党建30年:党员联系农户制度是创举

  汪义兴在发言中介绍,通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掘并选取江门市党员联系农户制度这个“典型”,希望通过梳理和探索党员联系农户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来“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江门市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汪义兴说,从纵向上来看,我市党员联系农户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实践探索和制度建立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的新会县荷塘镇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开展“党员联系户”活动过程中,首创了“党员联户文明组”的组织形式,之后,江门市党员联系农户制度开始建立并在农村广泛实行。二是不断改革和发展时期。自1995年开始在蓬江区等地探索开展了“党员责任区”活动。2002年,江门市制定了专门的制度,大力推行了农村党员联系村务工作责任制活动,把党员与村务工作挂钩起来,实行联系责任制。三是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时期。去年底在全市农村党员中推行“万名党员联万户”活动,与此同时,建立并实行了领导干部“三联系”制度,提高了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层次和水平,将江门市党员联系农户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汪义兴认为,党员联系农户制度为党员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和沟通的桥梁。江门市建立党员联系农户制度,是江门市农村党员在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中,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一项创举。它的建立和实行,开辟和拓宽了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好地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激发了农村潜在的生产活力。

  台山市委党校余林

  党内民主30年:民主提升增强创新活力

  余林认为,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突出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民主水平、民主程度,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民主发展趋势。党内民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

  余林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提出要进一步疏通党内民主渠道,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这些都为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石。

  到党的十六大之时,更是首次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这是对“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显示了党在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及他国共产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党内民主的创新性认识和进一步认同。十六大以来,党在制度建设上,特别在党代会的常任制、党委集体领导制、党务公开和报告制、上任诫勉谈话和离任审计制、责任追究制和罢免撤换制等制度和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写进党代会报告,是党的十七大对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深刻阐明了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要求,把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余林认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今后5年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抓好几个方面,如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地方委员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

鹤山市委办何杏仪

  鹤山30年:三次转折打造全新鹤山

    从1978年至2007年,鹤山的GDP由1.3亿元猛增到121亿元,增长80倍;人均GDP由578元增长到26500元,增长33倍……何杏仪说,改革开放30年,鹤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鹤山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何杏仪用三个重要转折来解析:

  第一次重要转折:上世纪80年代中期,鹤山提出“工业兴县”战略,将“沙坪”变“纱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财政总收入才700万元。如何使农业占主导地位的鹤山经济实现腾飞?当时的鹤山县委深入实际积极调查研究,确立了“工业兴县”的思路,花大力气抓工业,并提出要“将沙坪变纱城”的目标,把毛纺厂作为重要经济支柱来抓。一时间,鹤山的纺织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鹤山毛纺厂成为江门市第一家明星企业。

  第二次重要转折:上世纪90年代中期,鹤山提出“强镇富民”,将乡镇作为经济发展新战场。1993年5月,鹤山县委作出了“乡镇企业从现时的‘三分天下’发展到‘半壁河山’,成为推动全市经济上台阶的强大力量”的重大决策。此后,鹤山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7.4亿元,比1992年增长3.3倍。与此同时,鹤山逐渐形成产业群。 

  第三次重要转折:2004年,鹤山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山水园林城市,科学发展成为上下的共识。如今,鹤山人尝到了科学发展的甜头。2004—2007年,短短3年间,鹤山财政收入由2.5亿元增加到6.2亿元,增长了1.5倍。2008年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增幅均居江门市第一位。

  恩平市教师进修学校谭贯文

  我的30年:见证翻天覆地大变化

  谭贯文,今年51岁,在改革开放前生活了21年,亲身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祖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认为,改革开放让他感触颇深的有四大变化:

  从八股文到自由作文——思想大解放。谭贯文说,在他的家庭档案里,还完整地保存着一本小学时候的作文本,已经伴随他走过了风风雨雨39年的历程。每次翻开它都为当时八股式的作文感到难过。当时,报刊上的文章也是八股文。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社会思想大解放,谭贯文的思想也得到解放,教学和写作上屡次创新获奖。

  从凭票购物到无票购物——商品大开放。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奇缺,凡是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给的。改革开放后,票证被逐步取消。商品的大开放和大流通,表明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无产阶级”到“有产阶级”——生活大提高。谭贯文说自己1974年参加工作,一个月18元的工资领了一年,后来涨到27元,一直领到1978年。这点工资支付必要的生活费之后,已所剩无几,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改革开放后,收入逐年增加。现在他的月薪是2000多元,去年,谭贯文还买下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有产阶级”。

  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需要大转变。谭贯文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全校仅有几台18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星期六晚上,一千多名师生早早地挤在操场,等候观看《加里森敢死队》。现在,他家三口人,不但每人拥有一台电视机,而且手机、电脑也是人手一部,DVD、照相机也都有。 (谷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