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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京城入鹏城

发布时间：2012-02-27 作者：福田十二支部-谢频

出京城入鹏城

2011年5月

一说“往事如烟”，又一说“往事并不如烟”。“如烟”也好，“不如烟”也罢，二十六、七年前的往事在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些片断，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有点模糊了，惟有当初离开北京来到深圳的二三事还显得历历在目。

一、 来深纯属偶然

84年夏日里的某晚，时为大学青年骨干教师的我，晚饭后身着和尚服（一款白色圆领短袖衫）、制服短裤，信步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中国农业展览馆。一眼扫过，发现展馆门前立着深圳市人民政府赴京招聘干部的广告牌。粗看了一下内容，心想反正明天没啥事，过来凑凑热闹吧。说实在的，身在京城，当时还真没有丁点来深工作的念头。

第二天，在招聘现场接待我的是深圳市工业发展服务总公司的吴总工，一位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老知识份子。我们聊了很久，从所熟悉的专业理论、实践到深圳特区的现状、未来，可以说交谈甚欢。最后，吴总工把我的简历收进了公文包。此一举动表明，我已经被他看好了。而此时的我，还没有真正准备到深圳来，参加应聘仅仅是满足一下好奇心或者是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吧。

接下来，我在招聘现场随便转一转，听听别人都在聊些什么。应聘的人很多，找个点坐下来洽谈的不少，游荡其间凑热闹的更多。北京人，工作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过去还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跟京城说再见可真不容易！

看到有一大堆人围在一起讨论什么，我也凑了过去。一看，人群中间有人在一一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介绍深圳市招聘干部的各项优惠政策。经打听得知，主讲人乃深圳市人事局局长，赴京招聘组组长。他姓甚名啥忘了，长什么样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一身典型的人事干部装扮，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般宣传到深圳工作的好处。他讲到了工资待遇、住房条件、家属随迁，还有调户口的优惠政策。注意！不是优惠北京人调户口到深圳，而是北京人到深圳工作可以只转组织关系不调户口。这一条，对当时众多想来深圳试试手，又不想放弃北京户口的人来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条件。至此，我对来深圳也稍稍有点心动了。

需要补充交代一下，此前我曾三次准备调动工作都不成功。一次是我读清华大学 “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76年毕业后在北京市东北旺工具厂工作，因专业不对口想调动。我借调到轻工部北京设计院土建动力室半年，但正式调动没办成，因所在工厂的主管单位不放人。另两次是我再读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 “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82年毕业留校任教，曾应考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两大央企，都被录取并发了商调函，但学校不给走，说是不能为我破例，否则青年教师都不安心工作。是故，我应聘来深圳在偶然性的背后也有着一点必然因素，那就是心里对当时的人事制度不满。

二、 自费来深考察

我参加应聘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学校就接到了深圳市

工业发展委员会发来的商调函。学校的人事部门没有正式告知，是一个平时要好的人事干部悄悄透露给我的。并说我这次调动的希望很大，因北京市人事局已跟各高校打了招呼，要求支持深圳经济特区来京招聘干部。那时到深圳工作还有点支边的性质。机会来了，我还很犹豫，心里没有做好来深圳工作的准备，毕竟要去的是个陌生的地方。我决定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时间自费来深考察一下。

巧得很，临近放寒假时我得到一次到南方几所大学学习考察的机会。这样，我经上海、南京、杭州、广州一路来到了深圳（离开杭州以后都是自费）。

当时在深圳，我可谓举目无亲，朋友倒是有几个，准确讲是父亲的朋友。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父亲的战友李伯伯，据说他们当年参队在梅县山里打游击的时候，晚上同盖半张军毯。李伯伯是从惠州调到深圳的，时任农业局局长，家住人民桥一带。记得李伯伯以前去北京常叹广东这边是农村，很羡慕我们在首都的生活。然而，此番不同了，李伯伯家客厅宽敞明亮，居室也很大，室内摆设、吃的用的都挺讲究。以自家为例，大谈了改革开放，特别是来深圳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后，李伯伯劝我尽快调回广东工作（亦即来深圳）。怎么说是“调回”呢？说明一下，我是3岁才随父母从广州迁到北京的。

李伯伯家经常宾客盈门、高朋满座。他每每向朋友介绍我的时候总要讲起当年跟我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往事。还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外调他解放前曾参加过三青团的事，幸亏有我父亲作证是组织上同意的。时隔多年，说起往事还是那么感慨！从李伯伯和朋友们的谈话中，我更多的是感受到，深圳真的是跟内地有很大不同，这里人很少空谈政治，特别讲求生活实际，对香港的情况十分熟悉，工作思路、生活方式中隐隐约约都有香港的影子。或许深圳将来的发展就是向香港看齐吧。这是我来深圳后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拜访的是父亲的中学同学叶叔叔。他跟太太马阿姨原来都在北京工作，家住后海一带。我们两家过去经常来往。北京人都知道，能住在后海那一带的都不是一般人。的确，叶叔叔的父亲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的亲弟弟。

身为高干子弟，叶叔叔为人谦和，处事十分低调，以致于一起工作过的很多同事都不知道他家的背景。相比之下，有些只是同乡晚辈的人却打着叶帅亲侄子的旗号到处招摇，甚为可笑。对此，马阿姨常当着大家伙的面打趣说，我们可没沾着老叶家的什么光啊！

叶叔叔在深圳家住滨河新村。这片楼宇现在不那么著名了，当年可是大名鼎鼎的高尚住宅区，据说是西班牙式设计。

进叶叔叔家门之前，我在小区里转了好一会儿，毕竟我学过工民建，对新颖的建筑很感兴趣。小区里房子的外墙为柔和的米黄色，窗户是原色铝合金的，楼宇之间有架空桥相通，一楼有发廊、棋牌室，空地里有儿童滑梯等设施，种着各式漂亮的南方花草，等等。在当时，眼前的一切看来都很现代化，绝非北京用红砖、灰砖砌的或预制楼面板拼装的 “小平头”楼房可比。说了你可能不信，我对深圳最初的好感就起于这片建筑。前人不是说过吗，城市建筑是固体音乐，好的设计独有韵味。

跟叶叔叔、马阿姨在一起，聊的最多的还是深圳的发展前景和我该不该调到深圳工作。叶叔叔总体上赞成我来深圳闯一闯，但略有保留，认为关键是我个人如何选择。他说，如果想搞经济建设来深圳就再好不过，经济特区嘛；如果还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那还是留在北京机会多一些。现在想来，叶叔叔当时所言非常诚恳、非常客观。试想，我当年要是留在北京，很大程度上都会在专业领域有所发展，而来深圳，因工作环境的限制所学专业基本上丢了。我评中级职称，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到了高级职称却变成了“食品工程”。不是我知识面广，实在是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啊！马阿姨似乎不太喜欢深圳，说了一些深圳不好的地方，譬如天气太热、雨水太多、东西太贵、人情太薄，等等。也难怪，她是天津人，在南方住不惯。

第三个拜访的是父亲以前的同事黄工程师。黄工是个思想敏锐，敢闯敢干的人，好象81年就主动申请调到深圳工作了。他到深圳前曾回过一次广东大埔老家，后来到我家作客时聊起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他说，回到乡下看到，地主老财的子女，解放前出国的，现在回来投资建厂，县里、乡里领导都热情接待，奉为上宾。过去闹革命，贫下中农分了地主的土地、财产，但现在他们的子女多数依然在放牛、耕田，干苦力活。他非常庆幸有机会读了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部委直属单位工作，否则也一样待在农村受苦。

黄工家住宝安，离南头关不远的地方。他家有两处住所，一处是太太钟老师在南头中学分到的公产房，另一处是与亲戚合建的私人小楼。说到深圳的发展前景，黄工充满了信心，认为深圳特区早晚会跟香港合并。到时候，他工作在特区管理线以内，家住在管理线以外，特区内外不同的政策都能享受到。谈话间，黄工还告诉我，广东省将来可能要单独发行货币，旁证广东，特别是深圳，将来会跟内地有很大的不同。

后来，我还真见过广东省发行的百元面值人民币，不过听说很快又被人民银行收回了。

黄工在宝安县城建办工作，因行业的原因，对商调我的深圳市工业发展服务总公司的情况比较了解。认为，该公司是深圳市工业发展委员会旗下实力很强的知名企业，建设着特区内大片厂房、宿舍，且多种经营，综合开发很多其它项目。依黄工的意思，来深圳一定要赶早，趁深圳特区初创，百业待兴之际，来晚了好的项目、好的位置都有人干被人占了。他还特别自我对比说，在北京时工资不到一百元，住筒子楼单间房，连养个孩子都很吃力。来深圳后，工资起码涨了5倍，房子宽敞了许多，而且还有机会出香港带一大件几小件国外名牌电器回来。虽说，考虑是否来深圳的初衷跟收入没关系。但不管你是政治人、文化人、艺术人还是技术人，你先要做个经济人，经济是基础啊。黄工比我大不了几岁，讲话极富煽动性。与之一席谈，我好象已经认定要来深圳了，而且越快越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最初我只是到商场随便逛逛，看见一样东西好奇就拿在手里把玩并随便问问价，后来听朋友说所询之物很实用，十分超值，再不出手就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乎，赶紧抓住不放并掏钱买下。当时的心路历程似乎就是这样的。

最后，我去了一趟总部设在八卦岭的深圳市工业发展服务总公司。吴总工接待，先在公司院子里转看了一圈，回到企业管理部办公室后，拿出一大叠新建项目清单给我看，催我尽快做通学校那边的工作，说公司正是用人之际，要我赶快过来负责筹办新建项目。说白了，就是可能安排我一个二级公司的经理或副经理干干。

中午，吴总工在公司饭堂请我吃便饭，饭菜非常可口，还有老火汤喝。可我发现在饭堂吃饭是分等级的，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跟普通员工吃饭的餐厅和饭菜的质量是不同的。据说是为了领导和管理人员在吃饭时间讨论工作问题方便。算是个理由吧，当年领导们搞点特殊待遇还需要理由解释一下。

在小餐厅吃饭的干部们，听吴总工介绍说我是大学本科双学历，对我都非常热情，特别是人事部的负责人，专门凑过来一桌吃饭，并一再表示公司急需象我这样的人才，希望我能尽快办理调动手续。我又一次被说动了，来深考察几天，最终以下定决心调动工作而画上句号。

三、 上不去下不妙

我正式到深圳报到上班已是85年5月底。这之前曾于

年初来深圳办理了调动手续，又立即借调回去带学生做毕业设计，算是学校同意我调离的条件。

再来深圳，除了天气酷热不变外，四周都变得冷清了，到处可见停工的烂尾楼，街上的行人明显见少，空气中也似乎缺少了氧分子，令人感到憋闷。经济大调整，特区好象特不下去了！“上步区，下步庙”原是深圳特区的一个管理区和一个地名，被人们取其谐音戏为“上不去，下不妙”，用以形容深圳特区发展的窘境。

说是报到上班，其实是住在公司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深圳可跟内地不一样，内地调动工作一报到就有工资领（上发薪），深圳要落实了岗位上班一个月后才能拿钱（下发薪）。

我们20几个人住在招待所，少有人搭理，白天自己掏钱吃饭，晚上喂蚊子饱餐，苦挨了一周都没地方去，公司还要我们继续等。烦啊，上火！应聘来的这帮人，有西安、成都、武汉、上海的，还有我这位北京的，无论年龄大小在原单位都是业务骨干啊，怎么到这里遭如此冷落，好象来讨饭似的！这里还是社会主义吗？来之前，那么热情，那么欢迎，人到了就不管了，大家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怎么办啊，人事关系、工资关系都转过来了，想回去没那么容易，就是能回去也没面子啊，当初可是自己争着要来的。哎…真是“上不去，下不妙”。

深圳的蚊子太可怕了！招待所地处八卦岭，那时到处是待建的工地，杂草丛生，烂泥遍地，滋养了海量蚊虫。天没黑蚊子就一团一团来袭，躲进蚊帐里，听着众多蚊子一阵阵象飞机俯冲般的怪叫声，久久都不能入睡。要是睡熟了，那更惨，手臂不小心挨着蚊帐边，第二天就呈现一片赖蛤蟆皮，被叮的包数也数不清。还有，地上放把风扇，一个晚上，旋转的扇叶能打死密密麻麻满地蚊子，若给个远镜头，象是又打了一场淮海战役。上大学之前，我在农村插过队，来到深圳感觉再一次下乡了。

又过了几天，工作的事有了着落，不论专业、年龄、资历，几乎所有人都被安排到公司的工程部，要下到各个工地当施工现场管理员。对此，大家的意见很大，因为当初应聘来深圳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原来讲好是做新项目开发或企业管理的。有几位年龄大一些，资历较深的工程师尤其气愤，认为自己原本在单位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下被骗到深圳当小工来了。分头找人事部理论也没有结果，一部份人拗不过，乖乖地戴上安全帽下工地了，这样才有工资领；另一部份人气不忿，不肯就范，继续要求调整工作。我属于后者。你想啊，在北京下工地的一般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学的就是现场施工。我虽然学过工业与民用建筑，但大学培养方向和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做设计，偶尔下工地也是现场检查一下。再说了，要想下工地，在北京有的是大工地，我何必这么远跑来？不说给个二级公司的管理岗位，起码也要安排做办公室职员呀！

吴总工是我的引路人，我找他希望能安排在他主管的企业管理部工作。他很帮忙，亲自到人事部力荐我留在公司总部，但没有办成。看到他一言不发，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突然感觉到，在深圳搞技术的人好象不怎么值钱。要是在北京，总工可是行政职务，享受单位副职待遇，讲话是很有份量的。后来，跟公司发展部负责人聊得不错，也请其代向人事部说情，同样没有结果。

人事部铁了心要把我们通通赶到下面工地去，对我们的态度也非常不友好，跟我们讲话就象是对刚从农村进城的民工似的。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找公司总经理说事。总经理还挺有当大领导的样子，耐心听我讲完自身情况和要求调整工作的理由后，略加思索即拿起电话给人事部作指示，要求尽快解决好我们的工作问题。第二天，人事部的人见面有了笑脸，还优先给我安排了位于园岭的宿舍，两居室，跟年初来的一个北京人各一间。本以为我的工作会另外安排，但得到的通知仍是下工地，郁闷啊！一位同期报到的，来自成都的庞姓工程师跟我很要好，帮我分析说，总经理当你面给人事部打电话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给你分间宿舍是为了安抚一下，但不会破例给你调换工作，给你调了，别人也去找怎么办啊。他还现身说法，先顺从安排下工地，打听到人事部经理家住处后送点礼，什么也没多说，把礼物送到家就走人，他们稍后就另安排工作了。并告诉了我人事部经理家住址以及送礼的标准为30—50元。按现在的标准，那点钱少的可怜，在当时，我也不是出不起，可我实在不愿意做送礼的事。凭什么呀！我是堂堂正正由政府组织招聘来的干部，不是没饭吃才来深圳找工作的，他们越想有人送礼，我偏不送！

为工作安排的事，我又找了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深圳市工业发展委员会。跟接待的领导，我没多说什么，只说现工作单位不适合，想调换个单位另行安排工作。领导说我们所遇到的并非个别现象，因深圳特区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的新建项目纷纷下马，的确存在对招聘人员无法安排适当工作的情况。并说，深圳的企业自主权很大，上面硬安排人下去有一定困难，建议我自己先去找找单位看，实在不行再回来找他想办法。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我回去就跟公司人事部谈了另找单位的事。你猜怎么着，他们很快就商量表示同意，但有个很苛刻的条件，只给我3天时间，逾期就不给办调离手续了。看来，我找上面的事把他们给得罪了。3天就3天！我也一点不含糊。之所以有底气，一则我想好了，大不了我圆脸一拉成长脸打道回府，回北京继续当教书匠。离京之前，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专门找我谈过话，说希望我到深圳能有所作为，万一不适应还可重返学校，反正北京户口还在，再调动一次就是了。二则我怀揣着两张大学文凭，在当时比现在的博士还稀罕。现在的博士有“洋博士”、“土博士”、“名誉博士”，还有什么“在读博士”，可以说博士满天飞啊。我对靠自己找到新单位和满意的工作充满信心，因此也没去找父亲的朋友们帮忙。

四、男不怕入错行

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来到深圳，出师不

利，感觉人在江湖，顾不得许多了，我暗暗想的是，男不怕入错行，3天之内先找个相对过得去的单位落脚，别让人家看咱的笑话。

酷暑天气，我一个人骑着单车到处找工作。渴了，买瓶汽水喝，饿了，买包饼干吃。那时，深圳最大的商场叫作国商，没多大，跟我现在家门口的中型超市差不多。其它都是些小门脸，招牌上写着什么“士多”，就是现在的单间门面店。无论大小店，商品多用港币标价，要么不收人民币，要么折算后收你高价。头顶上骄阳似火，心底里更上火，哎...来深圳不是自讨苦吃吗？！

连续跑了两天，人都晒脱了层皮，记不清找了多少家公司。工作还没落实，深圳特区企业的一些特色却让我摸着了。比如，公司名称大的吓人，爱叫什么什么集团或中心，可到地方一看没几个人，没几间办公室；公章刻得贼大，一个县团级单位，公章直徑能大过北京的厅局级；特别是，几乎每家公司都是老乡的群体，经理是哪里人，下面就清一色讲同一方言。还有，经常有公司敲锣打鼓放鞭炮热热闹闹成立，可不到一个月就关门大吉。当然，这话是听人们说的。

对去过的几家公司至今还有印象：一家直升机制造企业，准确说是筹备处。牌子挺响亮，过去一看，人不多，办公室只有两间。董事长是个沈阳人，干技术出身，人很热情。我们在专业上有共同语言，谈得很投机，聊了一个上午，中午还要请我吃饭。可我是来找工作的，说到实质问题，董事长吐了真言，说公司资金还没到位，开办费快用完了，眼下开工资都有点困难。另一家石化工贸公司，总经理是天津人，原来是做外贸的，人很实在，一见面就问你有没有客户，一年能做多大的单。没有…没有也好，大家认识交个朋友，工作的事就不谈了。又一间贸易公司，名气很大，北方工业公司。据说，什么都能做，包括武器弹药出口。这家公司名副其实，有实力，很正规，人事部对我面试后，分管副总又跟我谈，对我的总体印象很满意，要我回去等通知，约一周时间，总经理从国外回来会再约我见面。天啊！一周时间，我只有3天，等不及啊。没办法，再接着找吧。赶在下班之前，我来到了深圳市机械工业公司，这可是深圳市属的几家大名鼎鼎的行业公司之一。我去那里，是市工业发展委员会领导介绍的，据说公司正在筹建一个大项目，就是后来的中华自行车厂。呈现在面前的景象令人有点失望，公司总部竟在一栋临时建的铁皮房里办公。艰苦创业，简陋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公司的人事部门人员牛的很，你进到办公室，他们连座位都不让一下，晃着二郎腿，带着不屑一顾的眼神跟你答非所问。去他的，我才不受这个呢，我转身离去的瞬间，脸上不是愤怒而是带着一丝微笑，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确牛得可笑。

有了前面两天的经验，我知道想找一个有实力的公司不能光看名字有多唬人，要看它有没有像样的物业。就像银行放贷一样，没物业做抵押的凭什么信你。想明白了，我不再看企业的牌子，而是看清楚它拥有多大的物业才考虑进不进去谈，这样找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一路走一路看，我来到了东门路，见路边一柏油斜坡上面有一栋六层办公大楼，楼顶上一行红色大字写着“深圳市食品饮料工业公司”，看上去还蛮气派的。要不要上去看看，食品跟我的专业相差太远了，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走了过去，不是想好了“男不怕入错行”吗。人事部的肖部长接待了我。这里，人们都叫她肖姨。听着公司里对老一点的男人叫什么伯，对年长的女人叫什么姨，我就知道进了一家老宝安本土企业。你千万不要以为本土企业的干部都是农民洗脚上田啊！肖姨可是个人物，虽然没读过大学，但显然喜欢读书看报，也见过世面，待人接物十分得体。验看了我的文凭，问了我的工作经历和来深圳发展的愿望后，详细介绍了公司的情况。我了解到，这也是一家市属行业公司，下面所辖有30多家二级企业，包括生产食品饮料的（如，百事可乐），做包装材料的，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开设商业广场出租铺位的，还有具有一定调控权限的盐业公司，等等。我们一开始讲普通话，后来又用客家话聊天，宝安的客家话跟我老家梅县的完全相通，肖姨一再表示很希望我来公司企管部工作。最后，肖姨说总经理去香港了，要过几天才回来，她会第一时间跟领导汇报我的事，叫我等她的通知。又是等通知，三天大限，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我怎么等得及啊！告辞肖姨，我准备继续上路找啊找。就在我下到一楼，刚刚走到斜坡路上，肖姨一边叫我一边气喘吁吁赶过来，说是刚刚设法跟总经理通上了电话，我来公司工作的事搞定了。一口气从6楼跑下来通知我啊，多么不容易，多么感人至深！不怕您笑话，我当时一下子想起了典故“萧何月下追韩信”。自己不敢妄比韩信，肖姨也不敢当萧何，但事情确有巧合之处。

待我回到市工业发展服务总公司，带着胜利的喜悦说明已如期找到了接收单位，人事部的干部也树起了大拇指，因他们为原以为3天时限能难住我。同期的招聘干部，不管是被迫下了工地的、继续抗争的、还是闹着要求调回原单位的纷纷前来向我表示祝贺。有人消息很灵，说我找的单位真不错，是深圳8大工业企业之一。最后，大家彼此勉励一番，都说来深圳落脚不容易，今后要保持联系，相互支持和帮助。

我顺利地转到了新的单位，安排了合适的工作并搬了新的宿舍。待一切安顿下来，我把来深圳后的经历又过了一遍，脑海中呈现了一幅图景，更立体形象描绘就是一个沙盘。深圳特区是沙盘上面人为划出的一个大圈圈，圈内的一家家企业好似一座座山头，不论山头大小上面都有山大王。你到了哪座山必须唱哪山的歌，唱错了，轻者吃个闭门羹，重者立即被赶下山去；唱对了，即便此山不留人，也有一碗薄酒好生招待，然后跟你拱拱手说后会有期。走了一山又一山，最后到的一山，我的歌不但唱的对而且动人。此话怎讲？客家山歌啊，家传的，咱打小就会唱。什么叫共同语言啊，有共同语言更容易沟通。当然，我那时要是聪明一点，在进山之前，准确说是走进大圈圈之前，从京城求得一纸“通关文书”，可能走到哪里都会顺畅。遇到困难，要是懂得到地方上“总兵大人”处借一支救兵也好啊。该办的事都没办，活该自找苦吃。以为孤身一人，肩背一方琴，手持一把剑，就可以“剑胆琴心”独步江湖吗？错，错，错！我可不是现在才调侃，当时真就是这么想的。

我在食品行业一干就是3年，先在“深圳市食品饮料工业公司”企管部工作，后来负责筹建“深圳市食品行业协会”，担任常务秘书长。食品行业协会至今还在，但食协在当时是市政府办公厅下文成立的5大行业协会之一，秘书处有6个事业编制，不似现在的协会已经完全民间化。我的高级职称专业之所以为食品工程，即是当初那一段留下的印记，也算是“男不怕入错行”的真实写照吧。

至此，对本文的标题“出京城入鹏城”已经有了完整的交代，就此打住吧。再写下去变成回忆录了，我现在不想写，将来也没写的打算。要说，深圳可是出大人物的地方，相信面对座座高楼大厦和条条通天大道会有人说，想当年，建设这里是他点的头，那里是他批的字。但深圳今天的辉煌不仅仅是由少数英雄创造的，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也为特区建设流过汗、出过力。他们的作用可能只是铺路石子，或者渺小到象高楼大厦混凝土里的一粒砂，但他们的作用却真实地存在着。哲人云，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事，说出来跟大家茶余饭后交流一下吧。（笑……）

附10张照片：

1、参加电影《邓小平》拍摄工作（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