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两眼一抹‘黑’”15年前，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就前往非洲工作的庄伟告诉《北京科技报》当他走出加纳首都阿克拉机场时的第一感觉，“阿克拉机场直到现在也只有两个登机口，当时我和一名台湾同事一起乘坐瑞士航班到加纳的分公司。飞机上只有我们两个黄种人，下了飞机，我们都找不到方向，全是黑人。找了半天，在一张白色的A4纸上找到了我俩的名字，那是公司来接我们的人。”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开始大量涌入非洲。上海人庄伟在国内酒店工作一段时间后，通过旅行社朋友的介绍，进入一家台湾公司驻非洲加纳的分公司。加纳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南临大西洋。不仅因盛产可可而赢得“可可之乡”的美誉，还因盛产黄金而被赞誉为“黄金海岸”。
虽然决定到非洲工作，庄伟最初并没有打算在那里长期发展，仅仅是想在外闯荡两年，就回家去。“去那里之前，我有很多担心，非洲当时在我的想象中是非常贫穷的地方。”庄伟回忆：“在出发前我还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住在碉堡一样的土房子里，外面一群黑人围着一堆篝火烤着羊，跳着舞。”
跨越赤道的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仅次于亚洲，四分之三的土地受到太阳的垂直照射。虽然总体经济水平落后，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50种矿产非洲都不缺少，其中至少有17种矿产的蕴藏量在世界位居第一。
到了加纳的庄伟，和公司签订了两年的合约。在加纳的两年里，他和4个台湾员工共事。他们主要是将公司制造的渔网出售给当地的黑人渔民。庄伟说，“当时，很多当地人开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账目，进了多少出了多少都没有记录。我们就开始在那里推行电脑化的办公模式，与台湾总部直接联系，并清楚的记录每天的货物进出。”那时的非洲还没有很多的中国人，在加纳也仅仅有200个中国人，而且大多是来自港澳台三地的，大陆人更少。电脑化的方法使他们公司业务发展很快。
两年期满，庄伟也打算按照自己的计划回到中国，但是在飞机上他就开始怀念那个已经熟悉的地方。于是庄伟回到上海后便和家人商量回到加纳。
回到加纳后，庄伟用了3年的时间在很多行业进行了摸索，3年后他又回到了渔网销售的老本行。他的货都是委托国内的厂家做，包括包装。当时在非洲做相关生意的外国企业很多，渔网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包装就简陋很多，虽然渔网本身的质量各个企业都是一样的，在外观上很难吸引很多的注意。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在外包装上，庄伟做了很多尝试，终于得到了成功。到了2001年他们已经在市场上得到很高的占有率。
20世纪90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发展投资，建立工厂。而就在此时中国人却开始走入非洲。当庄伟在自己的渔网生意上取得成功时，开始有大量的华人华商进入加纳，华商数量五六千人。同时，在非洲其他国家，华人和华商也快速增多。
由于庄伟他们在这个圈子里做得比较好，也成了这些华商的领路人。但是由于同样行业的激烈竞争到2004年的时候庄伟开始考虑转行，转做投资一类的行业。
庄伟说：“当时的加纳，在经济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华人的影子，从工程建设到经商、服务行业等各行各业。比如在阿克拉市中心有个马考拉市场，是围绕一个叫罗琳的停车场形成的市场群，那里有很多家中国人开的商店，卖鞋的，卖衣服的，卖玩具和小商品的，非常多。走在阿克拉街头，市场上会遇到很多亚洲人的面孔，一问通常都是中国人，当时在阿克拉的中国人已经有两万。阿克拉有一个购物中心，每周六去那里总能遇到很多朋友。”
庄伟的妻子曾经在国内做过多年的餐饮业，因此朋友们给他出点子，让他在餐饮业发展。“最初只是想给在加纳的华人提供一个能够活动的地方。当时在加纳娱乐业很少，也很简陋。”庄伟说。因此他想打造一个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高档中餐厅。没想到越做越好，在当地华人当中非常受欢迎。而当地的其他人也都很乐于在这里换换口味，感受一下中国菜。
到今天，庄伟的“食中天”中餐馆已经在加纳非常知名，而现在，整个非洲的华人也有75万人之多。贺文萍说：“在非洲，南非的华人最多，其次是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等。相对比北非最少。这75万人也包括一些在建工程的劳务人员。比如安哥拉，中国在那里的承建工程很多，华人在那里主要从事战后重建工作。而在南非，华人主要是经商，也有不少学生，那里的学生就有4000人。”
现在的非洲很容易见到“中国制造”，“欧洲的产品在市场上几乎看不见了”，庄伟说，“到市场里，满眼都是中国货。15年前我来的时候，别说中国，就是亚洲货也很少，而且都是低档的货物。现在中国货因为价格低廉，已经深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了。”此外像汽车这样的商品也在逐渐进入加纳，中兴、吉利、QQ，在街上偶尔也能看到，“虽然不多，但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庄伟说。
虽然中国货在非洲市场的占有量很多，但是也有很大的负作用。中国货很便宜，但是有些质量却比较差，好的和次品常常混在一起。经营理念与当地很不符。在国内经营常常是批发零售不分，而在加纳市场，批发零售分的很清楚，零售商必须有他的利润空间。中国的零售商以零利润抢占市场，让当地的零售商很难做。“因此在2007年10月，加纳零售业协会搞了一次为时两天的示威游行，说是反对外国人的，其实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庄伟告诉《北京科技报》，“他们认为外国人在这里占有了市场，抢了他们的饭碗。”
某贸易公司在非洲分部工作的刘向军也表示，有些中国个人或公司把很多价低质次的东西弄到非洲来获取高额的利润，几年下来，有一部分本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这对于中国产品在非洲的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
因此庄伟和其他一些老的华商成立了一个加纳中华工商总会，主要是由一些在当地的中小企业私人和个体的华商组成。通过商会，他们希望能够不断的教育当地的华商，将眼光放远，看到长期利润，而不是通过一些不合理的经营模式短期收益。
在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有一个很著名的“中国城”，这里专门批发零售中国货。那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严密的保安措施，有荷枪实弹的黑人保安站岗，人要进去得先登记，车辆必须获得中国城发给的红牌通行证才可以入内。而中国城外的墙上布有电网，门前还贴着一张英文告示，写着“此乃重武器把守地区”。
近些年，中非经济合作涉及53个非洲国家，合作领域广泛分布在贸易、农业、工业制造、基础设施、资源开发、技术服务等各个方面，但是中国人在非洲的安全问题也受到关注，像中国城这样的地方，由于生意火来越好，就成为抢劫的目标，因此才会如此戒备森严。
庄伟也听说过这里，他说，在加纳治安相对要好很多，因此华人被抢劫情况很少。除了抢劫，在非洲其他地区一些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200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9名勘探石油的中国人被杀。在尼日尔，中国的铀矿公司成为图阿雷格叛乱分子的目标。在尼日利亚，针对中国人的绑架事件经常发生。
贺文萍说：“中国人在非洲遭到绑架、杀害这样的事情确实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尼日利亚三角洲，以前英国人法国人被绑架的也很多。因为那里以前没有中国人，现在有中国人进入了，所以也有中国人被绑架。这种绑架是针对所有外国人的，当地人与政府有矛盾，绑架外国人是为了向政府施压，而不是专门针对某国人的。还有埃塞俄比亚也发生过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是反政府武装针对政府的事件，他们对于和政府友好的国家的人展开一些这样的行动，是为了反政府，而不是针对中国人。”
在南非，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黑人、白人的经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黑人没有工作，犯罪率非常高，而警察破案率又非常低，这也导致罪犯越来越猖狂。贺文萍说：“由于中国人习惯于携带现金，因此抢劫发生主要是因为抢劫的人知道抢中国人就会有现金收获，抢其他外国人身上只有信用卡。而且在南非，的确中国人艰苦肯干，因此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也很快，抢劫中国人有‘眼红’的因素在内。在苏丹一些中国打井的工人，或是一些工程的工人被绑架。被部族酋长解救之后，问那些绑匪为什么绑架中国人，大部分都说，绑架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
不过由于中国对非洲有很多援建工程，因此当地人对于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很友好的。刘向军说：“加纳这几年有很多的项目都是中国援建的，当地人对中国的援建项目和公司基本上都是很友好的，很多的中国公司都是由于援建项目的成功，所以才留下来继续扩大自己的业务。我在这里也接触了不少本地人，现在他们逐渐对中国有了更一步的认识，他们知道中国物质丰富，发展极快。很多的本地人已经开始直接做生意，或者直接到中国采购。”
近日，法国《周末三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最后提到，由于一些安全问题，“北京逐渐意识到，要留在非洲，就需要把手伸进政治油污中。”对此，贺文萍说，“他们所说的‘政治油污’很让人费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好的，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基础比现在还要夯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帮助他们修建反战铁路，当时的非洲正在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甚至有很多非洲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还到中国进行过训练。他们所说的‘政治油污’可能是指，像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但是，中国与苏丹依然还有石油开采的合作，而美国对苏丹却进行制裁，很多西方国家都不与苏丹建立这样的合作，我们却没有。再比如津巴布韦，西方国家将这些国家的政权称为独裁之类的，划为所谓的‘无赖国家’，而中国和这些国家还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些西方国家就因此认为我们参与到了这些国家的政治里去，没有站在西方孤立这些国家的大合唱里。”
通过与非洲国家开放透明的合作关系，中非关系顺利发展。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表示为支持非洲的建设发展，中国向47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新的援助，到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规模将比2006年增加一倍。在经贸合作上，从2000年至今，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建设公路6000多公里，建设电站7座。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非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2008年4月，在坦桑尼亚举行了“中非民间投资论坛”，中国带给非洲国家的很多经验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肯定。
贺文萍说，中非在2000年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之后，给中非关系建立了一个制度性交流，集体对话的平台和框架。每三年一次会议都会推出一些具体的量化的旨在推动中非政治经济各方面关系的指标，这个机制极大的推动了中非关系的发展。与过去相比，目前中非关系进入全方位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双边主要是政治领域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是经济领域的发展，都是单线性的。而现在是从教育、医疗、安全等全方位，经济上也细化为投资、贸易、劳务等。2006年中非峰会的时候，确定了双边关系的新的表述：建立新型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关系中包括五个内涵，政治上平等互进，经济上叫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进，以及安全领域合作和国际层面上的互相支持。这也是今后中非发展的方向。
贺文萍说，中国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国家，每次的中非峰会确定的指标都是量化的，中国都能完成这些承诺。当然中非关系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被西方媒体放大。中国并不是否认这些问题，中国也在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比如中国廉价商品对非洲同行业的冲击，中国企业在当地作业时对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遵守的不是特别好。这些问题是有的，但是都会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马佳)
